《中国近代文化史》综合性有特色的文化史画卷

《中国近代文化史》综合性有特色的文化史画卷
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文化史研究一度成为热门，相关著作层出不穷。而进入新世纪后，文化史研究却似乎一直在徘徊中前行，宏观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并不多见。近读北京师范大学张昭军、孙燕京教授主编的《中国近代文化史》（中华书局2012年10月出版）一书，耳目为之一新。综观全书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其一，研究时段的重新界定。早期问世的文化史论著，大多遵循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办法，即以1840—1912年作为研究范围。近几年来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下限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逐渐为学界所公认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时段也随之下延。较以往文化史论著不同的是，该书不再完全以政治史分期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分界点，而是根据近代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滋生新文化的种子，以至生根、发芽、结果的历史过程确定研究时段，重在凸显新文化生长、嬗变的轨迹。贯穿全书的`有两条线索，一是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蜕变和新生，二是近代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生长。基于此，作者把1826年经世思潮兴起作为传统文化“嬗变”的起点，而把其发展理路延伸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中国确立之前，充分展现出近代新文化的发展嬗变历程，增强了其完整性和连贯性。

其二，内容宏富，视角独特。该书除导言外，共分九章。前八章以时间按章排序，每章皆从文化政策、文化改革、文化思潮、文化运动、文化教育、文化论争等方面进行论述，第九章对前几章的内容作了扩展和补充。这样的设计避免了将文化史割裂为思想史、学术史、宗教史、文学史、艺术史、民俗史等专史来研究。以时间为轴来论述近代文化的嬗变轨迹，每个时间点上又分别予以阐述，完整连贯；该书一改以往研究文化史的划分标准，正如导言中所说，“官方的文化政策、文化变革属于制度层面，借助国家权力直接影响民众的文化观念、文化思潮、文化教育具有群体性特征，而且对近代民族文化的培育发挥了关键性作用。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最具特色、最具效力的表现形式，是文化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。文化论争虽限于知识精英，但往往能从理论上回应时代课题，或为文化发展指明方向，可视为一个历史时期群体智慧的浓缩。”该书在结构上以宏观把握全局，以微观补充，深描细节的手法，新颖独特，不落窠臼。以往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，大都将着眼点放在文化本身，从历史事件的角度来撰写近代文化的变化。该书则力图把人们注目的焦点，从文化事件转向“集体写真”。全书采取文化社会学的视角，赋予文化以生动性、拟人性，使各个时期的文化都呈现出其不同的特点，就好比人的一生一样，各个时期的思想状态、生存环境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，形象再现了生动鲜活的历史图景。

其三，资料翔实，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具。该书作者发掘了大量资料，不仅涉及档案、古籍、资料汇编、奏折、上谕，还大量搜集报纸、杂志、个人游记、日记、回忆录、书信等，丰富而翔实。尤其是大量引用诗歌、书信、词曲、报刊等方面的材料，不仅增加了全书的知识性、趣味性，也增进了读者对于逝去历史的感性认识。比如在第七章插入了金陵大学写给日本大使福田的书信，用真实的例证揭示了日本侵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；在抗战文化中，插入了被迫南迁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，读着那慷慨激昂的歌词，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炮火纷飞的时代。全书还配了30多幅历史图片，这些视觉资料与文字记载相映成趣，使一幅幅全景式的历史文化画卷跃然纸上。此外，全书各章结尾辟有“小结”，对整章内容进行梳理归纳，还均附有“历史文献”“论著选读”和“研究讨论”，提供了主要的资料来源和延伸文献，也为研究者、读者提供了进一步拓展视野和开展研究的珍贵信息。